陈晓夏，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2011届硕士，中央新影集团副总编辑。他曾是记者，南极和可可西里无人区都留下过他的足迹；他也是制片人，让《美丽中国》和《敦煌》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另一道门；他更是行者，在旅途之中和人生路上都一直奋力前行。陈晓夏学长用自己的眼睛来认识这个世界，同时也让整个世界更了解中国。

媒体是我一直的梦

作为一个媒体人，陈晓夏的角色在不停地转变。他曾做过一线记者，曾做过幕后导演，还负责项目运营，现在则转向了媒介管理的领域。实际上，他与媒体的缘分，一直可以追溯到初中。90年代初，中学时期的陈晓夏，不仅是福建省学联的委员，还是龙岩一中的学生会主席，在高中阶段就创办了福建省第一家由中学生自主创办的报纸——《太阳风》，并作为总编带领学生团队定期出版。从1993年左右至今，二十多年婆娑而过，这份陈晓夏十几岁时办起的报纸依然还在发行。

那个时候的陈晓夏就喜欢挑战，在中考那年的暑假，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独自一人坐火车去旅行。他一路搭乘没有座位的火车，从福建出发，走过南京、天津、北京等地，又再回到福建。这次小范围的自助旅行，让他用自己的双眼感悟到了美丽中国的魅力，让他感受到生活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不应一味让父母去安排，而应自己独立解决一些问题。此刻，他的脚步已不再停止。

大学期间修读法学的他，依然“不安分”，继续追逐着自己的媒体梦。他大一就开始到中央电视台财经类节目去实习，当时陈晓夏学长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在昌平，来回需要4个多小时的时间，虽然辛苦，却让他在这种锻炼中迅速成长。陈晓夏毕业后便留在了中央电视台工作，开启了他真正的媒体生涯。为了有自己的作品，刚工作的他选择做专题片、纪录片。他先是进入了中央电视台最早的法制节目《社会经纬》——现如今的《今日说法》就是当时从其分出的子栏目。《走近科学》成立后，本是学文的他转向了科学报道，这一做就是6年，这段经历也为他后来担任南极科考的随队记者打下基础。

释放记者的荷尔蒙

2004年，国家海洋局要开展挺进南极最高点冰穹A的科考项目，这次远征将历时5个月，不仅科考任务艰巨，还要面临很多未知的凶险，随时有牺牲的可能。央视采用张榜纳贤的方式公开选拔随行记者。陈晓夏学长第一时间报了名，用他的话说，“去南极不需要理由！”

前往“人类不可接近之极”进行科考报道，不仅需要极高的业务能力，还要过硬的生理和心理素质。陈晓夏学长回忆说，在心理应激反应访谈中，一位考官问他：“倘若你在南极内陆意外身亡，你希望自己的遗体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尖锐而又现实，而他以开玩笑的口吻回答道：“生是CCTV的人，死是CCTV的死人！”在成为预选队员后，陈晓夏学长又在国家海洋局极地办的安排下前往新疆51号冰川接受“魔鬼训练”。前往南极之前，每一个队员都签下了生死状。

此次南极考察从上海出发，经过香港，取道澳大利亚，穿过“魔鬼”西风带，到达中山站，然后从地面进入Dome—A地区。这也就意味着考察队将在夏季零下40-50℃、海拔4000米左右、极度干燥缺氧的冰雪中孤军深入内陆1200多公里，这个距离远远超过了站区直升机的救援范围。陈晓夏学长表示：“我们要在行进过程中完成任务，如化雪烧水、科研辅助工作等；作为电视记者，我们又必须在其他队员休息之后，趁营地发电的有限时间把拍摄到的画面进行编辑，利用海事卫星回传到央视。”通常1分钟的电视画面需要30分钟卫星传输时间，为了回传总共600分钟的节目，他们花费的时间远超300个小时。

“极端环境让我释放了大量的记者荷尔蒙，越是危险越能激发我去传递瞬间的欲望。”为了把每一个瞬间都毫无损失地展示给观众，让他们有如临其境的参与感，陈晓夏学长多次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拍摄。在经过西风带时，雪龙号遇到了20年来最大的涌浪，他顶着11级的大风到船头去拍摄，险些被巨浪卷到寒冷的海水中。在他看来，这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而是一种媒体人的责任。刚到南极时，为了更好地展现南极的壮阔景象，陈晓夏学长选择了直升机航拍。然而，在一次降停中发生了意外，他整个人被安全带挂在直升机舱外，升空了上百米，期间随时可能摔下冰面，他用尽全力砸舱门呼救才得以脱险。

2005年3月从南极凯旋归来后，陈晓夏学长并没有停歇，6月赴青海可可西里保护区、7月赴西藏羌塘自然保护区，9月中旬至10月底，又参与了历时40天的可可西里大穿越科学考察，担任中科院可可西里科考队副队长兼首席新闻官，完成了人类第一次穿越可可西里核心地带的壮举。在穿越可可西里的40天里，总行程达上万公里。7月赴西藏羌塘自然保护区时，穿越遇险，陈晓夏学长与队友果断放弃陷入沼泽的车辆，在海拔5000多米的藏北高原冒雪步行22公里才得以逃生，这一次，他真切感受到死亡的阴影。“在能看到地平线的地方，人的心理是愉悦的，但生理上是受虐的。我们在无人区不是生活，而是生存。”陈晓夏学长如是说。

正是凭借着敢于挑战、永不放弃的心态，陈晓夏学长成功完成了南极科考报道和可可西里科学考察报道的任务，开创了行走体验类科考探险节目的电视新形式，被中宣部凭为“时代先锋”在全国推广学习，他所在的报道组获得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五一劳动奖”。

一本记录中国的相册

在经历了2次生死体验之后，陈晓夏转向了纪录片的制作。作为《敦煌》的总制片人，他采用了《故宫》的原班人马、许巍配乐、精良的三维动画，并使用高清SR摄影机进行拍摄。制作队伍深入到敦煌莫高窟未向游人开放的70个洞窟，用一种平视的视角讲述了属于莫高窟的那段不为人知的过去。在胡旋舞女的旋转间，整个世界透过《敦煌》再次认识了中国和那深藏于沙漠中的秘密。《美丽中国》是CCTV同英国广播公司BBC合作的一部纪录片，作为中方制片人，陈晓夏在合作中获益匪浅，更是完成了一部近乎完美的作品。这部纪录片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标志着中国纪录片从单纯关注动植物，转向了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三年的拍摄过程中，整个制作团队几乎走遍了中国的大半江山，为了一个“丹顶鹤引吭高歌的画面”，他们可以等待三个星期之久。2009年，《美丽中国》荣获第30届“艾美奖新闻与纪录片大奖”最佳自然历史纪录片摄影奖、最佳剪辑奖和最佳音乐与音效奖。

纪录片对于所有媒体而言，看重的是它的品牌效应与公益性。以BBC为例，平均5部纪录片可能只有一部赚钱，1至2部可能是投入产出打平，剩下则处于亏本的状态。虽然如此，在陈晓夏看来，纪录片仍代表着一个媒体的品牌价值，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媒体要能够拍出有思想的节目，而不应为了创造收视和商业价值只有综艺类娱乐节目，这并不代表媒体的品质。然而陈晓夏认为，纪录片的公益性为第一位的同时，并不代表其没有商业性，现如今中国最需要的反而是商业纪录片，中国在往这方面去转型，《舌尖上的中国》等都体现了这种倾向，毋庸置疑，“纪录片的春天”已经到来。

纪录片有其思想，一个国家也需要这样的声音，就像家庭一样，需要有她自己的相册。这使得陈晓夏将目光转向纪录片的制作，在他看来，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自己的相册，他甘愿做这部相册的幕后制作者。这部相册不仅仅是给中国这个大家庭中每个成员看的记忆，更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扇窗户，而陈晓夏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叙述着这个属于中国的故事。

旅行是一个混血的过程

从初中的独自旅行开始，陈晓夏学长的人生就和“行走”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这样写道：“从欧洲走到大洋洲，从地中海走到赤道，从南极走到可可西里，我觉得自己老在行走，也许真的是行走决定命运，我的生命里已经不能缺少地平线了。”在他看来，“行走”不是浮光掠影的游览，而是如同田野调查一般，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和习俗中去，去感悟不同的文化，体会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旅行，就是这样一个不断混血的过程。

媒体人的身份让陈晓夏的足迹留在了很多地方，在假日期间他也喜欢出去旅行，经过了南极的冰天雪地和可可西里的荒芜一人，地球似乎早已无法满足他内心探知世界的冲动与渴望。学长提到，自己有想过去深海探秘，还想过要去月球、火星上参与科学报道，但是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相比起媒体人，陈晓夏更像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探险家。在“行走”的过程中，他总喜欢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每一个瞬间，在他看来，人的记忆比鱼好不了多少，随时把看到的东西拍下来，使时间和地点都变成永恒，未来不时拿出照片回忆一下过往精彩的瞬间，也是一种享受。

从一线记者、导演到上市公司的传媒运营管理者，这看似跨度很大，事实上都有着同样的核心——勇气、探索与行走。陈晓夏学长正是在行走中不断记录着生命的奇遇与未知的世界。用视觉的手段记录人们的生活瞬间，并对其作出分析和阐释，也正是陈晓夏所定义的“视觉人类学”。

对于陈晓夏来说，人生就像登山，是个不断攀登的过程，要不断地给自己树立新的高度。但这种攀登不是挑战别人，而是战胜自我，无论是在怎样的困境中，都不能退缩，正如他的人生理念：Never Give 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