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9岁，从长江的入海口出发，一路西去，一直走到了黄河上游，这一走就是40年。

他，19岁，从河湖密布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出发，一路走来， 一直走到了高原之上，他站立在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相交的地方，这一站就是40年。

仲兆隆学长，1944年出生于江苏省铜山县，1968年9月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再也没有回头。

第一脚踏进大西北时，他还是个年仅24岁的毛头小伙儿，工作单位是山沟沟里，工种是铺柏油马路的沥青工。2007年接受母校采访时，昔日的毛头小伙儿已经成了德高望重的省部级领导——甘肃省政协主席。

北师大：我从你的怀抱出发

1963年8月，年仅19岁的仲兆隆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成了这所刚刚过完六十大寿的历史名校光荣的一员。从贫寒的家乡，迈进了神圣的殿堂，这太大的变化没有让仲兆隆眼花。因为他知道，他来这儿，要做什么。

北师大浓厚的学术氛围让他如鱼得水; 中文系优良的师资力量让他乐在其中。系主任萧璋，教授古代汉语的韩兆琦，教授文艺理论的黄药眠、启功，教授民间文学的钟敬文，教授写作并担任辅导员的柳斌等诸位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谈起自己后来的成长，他总是感慨地说：我的逐步成长离不开我扎实的文字功底，而我的文字功底的得来，离不开母校对我的培养。

对于5年的北师大学习生活，学长这样概括大学教育对自己思想的重大作用。1965年，他随队到山西省沁县搞社教，在为期9个月的农村基层实践中进行锻炼，并光荣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党的教育让他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在1968年全系分配动员大会上，作为一名党员，他代表同学们表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而当时，最需要人的地方是“不过黄河”的“三北”地区：东北、西北、华北。

仲兆隆从江苏发出的北上的人生列车，经过了北京站这一短暂的停留之后，折而西行，跨过母亲河伟岸的“几”字，在甘肃天水的山沟里停靠了。

于是，仲兆隆的工作履历从这一行写起：1968.12-1970.4。原建工部第七工程局五公司三处沥青班劳动锻炼(天水)。

沥青班里走出的“秀才”

刚刚撂下行李，沥青班班长就指了指脚下的下水道说，你来挖这个下水道吧。细嫩的手，刚刚放下钢笔，就抓起镐把。一镐一镐下去，水上来了，慢慢漫过了他脚上的棉鞋。但仲兆隆不管这些，还在任劳任怨干着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经过三月的考验，班里的工人们点头了：“这个大学生干事踏实，靠得住！”

学校学习的是中文，工作手握的是镐头。这个矛盾景象的改写非常偶然。

仲兆隆所在的“三处”需要向上级汇报工作，秘书写的稿子已经到了第三稿了，还是不过关。一位领导突然想起了让“沥青班的大学生”试试。初来乍到的仲兆隆靠着自己既有文字功底，把秘书的稿件做了结构调整和文字润色的工作。修改后的文稿汇报效果非常好。

打这儿起，“沥青班的大学生”的名气出去了，三处、公司的很多材料都要他经手。他也从沥青班走到了党委办公室秘书岗位，接着离开了天水，到了兰州，成为了建工部七局党委办公室秘书。

走上了文字之路，跟自己的中文专业合拍了。但是，仅仅有中文专业功底是远远不够的。文字工作或公文写作是领导机关形象的体现，许多公文、领导讲话和各种材料，都会对全局性的工作产生重大影响。要达到完美的境界，需要终身努力。“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是仲兆隆文字工作的原则。他提出，文秘工作是理论修养和政治业务素质的综合体现，需要长期的实践经验积累，要加强调查研究。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仲兆隆不放弃一切可能的机会深入基层，在调查实情中研究问题，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好稿、重稿。20世纪80年代起草的《起共信心 希望》调研报告，胡耀邦批示，中办转发，人民日报加按刊登，后夹掀起了全国支持西部绿化的高潮。《关于延长“两西”建设资金的报告》，使中央同意“两西”建设资金再延长十年。

仲兆隆学长在基层调研（时任中共甘肃省副书记）

撰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甘肃农村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一文，先后入选《中国改革成果通报》(1997卷)和《中国社会科学文库·十四大以来中国改革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等书。

原甘肃省委书记杨植霖曾经吟诗一首，送给时任省委秘书长的仲兆隆：无声胜有声，伏案慰平生。应誉无花果，结实不务名。

短短20字，写出了一个勤勤勉勉的小辈形象，也准确预言了仲兆隆以后的工作风格。

文人政治家的魔力

从做好助手的文字工作者，到负有决策责任的分管领导，这个跨度不可谓不大。跨度大的，不仅仅是职位的提高，更大的是工作性质的转变。

1993年，担任省委常委后，仲兆隆开始分管全省的农业和农村工作。文人“务农”，仲兆隆还真能够“务”出其中的门道。他结合甘肃实际，组织力量开展专题调查，组织制定实施支柱产业和农业产业化规划，大力推行科技兴农，对农村工作的重要部署、增产增收的重大措施、改革的重大政策等问题，如乡镇企业推广股份合作制，老区建设，扶贫开发，再造河西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好思路、好办法。

分管农业的第二年，“老天”给了仲兆隆一个大难题：1994年甘肃伏秋连旱，1995年上半年绝大部分地方未下过一场透雨，发生了几十年不遇的特大干旱，人畜饮水都成了大问题。根据省委、省政府的决策，他和主管农业的副省长共同努力，采取多渠道筹资的办法，集中力量解决特干旱地区农民群众的饮水困难。即在一些仅靠天然降雨的干旱山区，每户利用场院挖两眼水窖，发展一亩左右的庭院经济，一次性重点解决吃窖水地区25万户、125万人的饮水困难，同时引导农民群众发展庭院经济，逐步实现脱贫致富。

1998年开始，仲兆隆担任甘肃省委副书记，分管过宣教、政法、农业等多方面工作；2001年，开始负责省委日常工作，主要分管党的建设，政法，办公厅等方面的工作。虽然分管的工作一直在变，但是他的工作热情不变，工作效果也是一致的——总是非常出色。

仲兆隆干任何工作都有一个秉性：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好。现在还被周围的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文人管政法”的故事。

甘南尼江地区两个村因草山、草场纠纷，解放以来的几十年都没有平息过，枪患严重，连年发生群体械斗，造成重大伤亡。对于这个多年没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省委常委会确定要仲兆隆牵头处理。处理这一事件，当时还要考虑以武力解决的想法和情绪。通过详细周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讨论，仲兆隆他们认清了这一事件的性质：这是犯罪分子利用人民内部矛盾挑起事端，掩盖犯罪事实、逃避法律制裁的事件，如果简单急躁的处理，就是对党和人民的极端不负责任，会严重伤害民族感情和危害民族团结，会给这一地区今后的发展留下不可跨越的鸿沟。

仲兆隆领导组织了180余人的工作组，其中政法干警120人进驻尼江地区，形成严打整治的高压态势，摧毁为械斗构筑的明堡暗碉，缉枪治爆，搜捕违法犯罪分子。同时，从解决由于多年械斗而给当地群众生产生活造成的困难和问题入手，扶贫救灾，教育、团结、争取了大多数群众，取得了“人心思治，群心思定，希望党和政府彻底解决问题”的效果。

尼江问题终于得到了平稳解决。现在，尼江地区两个少数民族村的人民安居乐业，已经走上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路子。

仲兆隆学长主持甘肃省政协九届四次全委会议

2003年，仲兆隆又一次调整工作岗位，担任了省政协主席。

他领导政协把促进发展作为履行职能的第一要务。近几年省政协先后向省委，省政府有关方面提出了80多份建议、报告和3000多件提案。形成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工业强省战略、“三农”问题、国有企业改革等建议和报告，在破解影响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难点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仲兆隆非常重视政协的自身建设，提出了“勤学习、重调研、善协调、广交友”的“四项基本功”与“内和外亲”的机关建设目标。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也积极在全国两会上发言，就甘肃、西部发展的重大问题建言献策。比如，2006年仲兆隆带领部分在甘全国政协委员，同十几位省市委员一起，视察了兰州市南北两山绿化建设这一受到全省、全国关注的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形成的调研报告被人民政协报和《委员一日》刊载和收录。

“他们能在西部扎根，值得我们学习”

谈起甘肃，仲兆隆身边工作人员讲了一个细节：他们在北京开会常住的宾馆外面的树跟甘肃兰州办公的地方路两边的树几乎是同时栽下的，很多年过去了，北京的树已经参天耸立，而栽在甘肃的树大部分都死的死，没死的也“原地踏步”。

其实，有差别的岂止是树。仲兆隆很多同学、同事先后调到了沿海地区，年薪比他的高得多，生活得也滋润。

每每谈起工作的地区差异，仲兆隆对甘肃总是满含感情：“甘肃人民对我不薄啊，应该知恩图报。西部怎么了?儿不嫌母丑，再艰苦，再落后，也是祖国的一块宝地！”

仲兆隆说，人活着要有点精神支柱，这个支柱就是事业心和责任感。

“40年前的时候，我在北师大同学面前喊出的口号是到艰苦的地方去。现在是市场经济了，环境变了，但是我的心不变，我是共产党员不变，我在西部扎根的信念不变。”

曾庆红在主持召开一次全国组织工作大会的时候，曾经点了仲兆隆和另外两位同在西部省区工作的北京市重点大学毕业的省级干部，他说，党的干部应该能够到艰苦的地方去，你看这几位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他们能在西部扎根，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