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宜瑾学长，1936年2月出生于四川广安，1958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毕业。1958年10月至1987年7月在合肥师范学院、皖南大学、安徽师范大学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3年8月至1987年8月任安徽师范大学校长。1987年8月至1997年4月任安徽大学校长。1988年2月至1990年6月任安徽省教委主任。1988年3月至1997年5月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1996年12月起任致公党中央副主席。1998年3月至2001年3月任致公党北京市委主委。1998年2月至2003年1月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2003年任致公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曾任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兼华侨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3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2003年杜宜瑾学长考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右三）

有幸与杜宜瑾学长相见，细数着有着如此辉煌人生的学长的资料，想象着有着如此传奇经历的学长该是怎样的高高在上、难以靠近，还只是一个懵懂学生的我面对即将展开的与学长面对面的交流，心里不禁充满了忐忑。“学长好！”当我略带颤抖地与他握手，抬起头来看到的是一张微笑着的面庞。简单但正式的穿着，花白但整齐的头发，他就像是一个平凡的老人；一副大大的“书生”眼镜，睿智的目光，他的身上散发着岁月冲洗过的风度与气魄。四月的北京宁静而安详，就像我们的谈话那样自然，也像学长的笑容那样平和美好。当他如长者般与我们分享着人生的起伏与收获，当他像是一个孩子般大笑着谈童年、谈母校、谈生活的快乐，身为致公党中央常务副主席的杜宜瑾学长坦诚而淡泊，就像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个传奇，就像他一直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最平凡的，走近杜宜瑾学长，我们感受到的是最真实的人生诠释，是最真实的感动。

从1958年研究生毕业，离开母校北师大，转眼已近50个寒暑了。五十年的春秋，改变的是人的容颜，始终不变的是一颗赤诚的心。杜宜瑾学长，从一个只知埋头于学术的大学教授成为了一个管理一所万人大学的校长，从一个管理拥有着6000多万人口的大省的副省长，直至今天，以致公党副主席的身份参政议政，参与到国家大事中，他完成了令常人难以想象的三种跨越。由学术领域走上行政岗位，再到民主党派的工作，在三种完全不同的舞台上，他曾犹豫过，也曾畏惧过，但他却从未放弃过。“从画圈学起”，是他成功的法宝；“服从国家的要求与安排”是他对自我、对社会、对国家的承诺，是他一生无悔的选择。

1958年，刚刚走出校门的杜宜瑾学长被分配到了当时条件很差的安徽省，并先后在合肥师范学院、皖南大学、安徽师范大学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当漫长的文革结束，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解放，他也迎来了自己在学术领域“迟到”的事业高峰。凭借着在北师大理论物理研究中打下的良好的基础与二十几年来不懈努力积攒的优异的专业素养，杜宜瑾学长将在文革中的研究成果一一发表并继续深入研究，有关凝聚态理论、金属相图、高压物理相变等内容的30多篇论文先后在英国、德国、美国、中国的主流期刊中被发表，他的学术研究与思想在专业领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然而，就在他的学术水平及学术影响力迅速上升，二十几年的心血凝结成梦想实现时，1983年，一个突然的任命将他的“学术之梦”打破，成为了他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转折，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从未做过任何行政工作，也从未想过要做行政工作、甚至在读书时都没有做过学生干部，始终以党外人士身份参与工作的杜宜瑾学长被任命为安徽师范大学的校长。“您没找错人吧？”一时间，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领导的决定。正如他自己所说:“其实如果按照我的意愿，我情愿一辈子留在我自己的业务领域。”从事了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就意味着他要放弃自己热爱了几十年的学者生活，要放弃许多做科研的时间、要放弃即将到来的学术事业的顶峰，投身到另一种他完全陌生的管理领域。是接受还是拒绝？是选择在那样一个年代背负起一个学校的重担，还是留守自己的梦想为国家的科技发展作贡献？在人生的交叉路口面对着这样的取舍，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接受，选择了一条新的道路。“您为什么会接受？难道您不怕吗？”当我不解地询问原因，学长只是淡淡的一笑:“因为我自己是新中国培养出的大学生，为国家做事，服从国家需要，是我一贯的信条。”就这样，杜宜瑾学长在摸索中从头学起，虚心地向人请教，不断地总结探索，从安徽师大到安徽大学，在校长的岗位上他一干就是15年。面对着文革之后大学急需恢复正常教学的现状，他加大了学校的硬件设施建设，为教学提供最大的保障。面对着还没有从革命风暴中完全寻找到方向的大学生们，他像朋友一样贴近他们的生活，谈心聊天，在真诚的交流中他为学生们找到了正确的人生方向；面对肩负着教书育人重担的大学教师们，他深知老师之重、老师之难，在生活、科研等多方面对教师给予关怀与培养，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从根本上保证了教学工作的正常与高质量，硬件与软件，规律与人性，短短的几年他便使大学步入了正确的运作轨道。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杜宜瑾学长审时度势，大胆创新，更是率先引领了大学改革的潮流。他在安徽大学建立校董会，向社会筹集资金，使财政来源除政府投资外也有了社会力量的支持。这不但增进了学校对社会的了解，更实现了社会对教育的回馈，就如同建立起一座桥梁，实现了双向沟通，获得了双赢的结果。从一个对大学行政管理从零做起，甚至受人质疑的“门外汉”校长到带领着大学稳步前进的、受学生爱戴的优秀校长，杜宜瑾学长用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收获的成果，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选择，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跨越。

2005年在江门市考察当地农村信息化建设

时至今日，当早已功成名就的杜宜瑾学长谈起自己昔日的学生拥有的成就，当他讲起在外每一次与学生偶遇时的惊喜，他的脸上总是荡漾着灿烂的微笑，就好像是一个父亲在为儿女们的成就感到欣慰，那种幸福与自豪的感觉仿佛远远超越了他对自己的关注。“我们的本事有限，学生的力量无穷。”“我们年纪大了，学生的年纪轻，学生的学生年纪轻，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在杜宜瑾学长的眼中，能够培养着后一辈人成长，看着他们有所作为，这是每个教育工作者的骄傲，更是他15年无怨无悔的最好的回报。

如果说这人生的第一次转折是从书本、实验转向成千上万的师生，那么那时的杜宜瑾学长一定没有想到他会在后来肩负起服务6000万人的重担。1988年，连人大代表都未曾做过，依然是党外人士的他意外地被选做了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主管文教等12项工作，兼任省教委主任、安徽大学校长。这样的结果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该怎么办？身兼三职的杜宜瑾学长不得不面临又一次从头学起的挑战，而这一次，他面对的领域更为陌生，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了。政府的工作直接关乎百姓的利益，任何一个决定和举措都将对人民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尤其是深受代表们信任的他首先要面对的是政府工作中“天下第一难”的“计划生育”问题。长久以来，从事计划生育的工作者，搞学术的不知道基层的基本运作，搞计划生育基层工作的又不懂人口理论，计划生育缺乏必要的规律总结与理论依据，成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的强大障碍。在这样的反思过后，杜学长意识到了自己的独特优势。他既有下乡走访掌握的实际数据，又掌握着良好的数理知识，只要能将它们结合，就一定能够找出人口结构和政策对人口出生影响的规律。一次又一次的亲自调研，靠着一辆自行车，他基本上跑遍了安徽的城镇乡村；一次又一次的统计与研究，在不断的计算中他苦苦地探索规律。几年如一日的反复论证，在不为人知的艰辛中，他终于得出了“计划生育量化管理方法”的一套理论，发表了被人们称作是“杜氏定理”的著作《计划生育量化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然而，起初仍有一些基层工作者对这样的理论不屑一顾。面对人们的质疑，杜学长没有愤怒，他用数字说话，用事实说话，终于令所有的人对“杜氏定理”心服口服。依托着杜氏定理，摆脱了不科学的计算方法，极大地减少了虚报瞒报问题。在他的领导下，安徽省人口的出生率与自然增长率在1993年之后都低于了全国平均水平，而“杜氏定理”更在全国被推广开来，成为了功在千秋的研究成果。为了表彰杜宜瑾学长对中国人口问题所做的贡献，1996年，他还被授予了中华人口奖。计划生育之外，在杜宜瑾学长担任副省长的十年生涯中，面对安徽教育落后、经济不发达的实际情况，他边学边做，深入农村，对九年义务教育在农村的普及及安徽高等教育的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他也以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们最深的信任。即便如此，在杜学长的眼中，他自己做得依然还不够。在离开安徽之前，他就常说:“国家给我们的待遇已经够高了，而我们的能力和贡献是有限的”，“能不能为国家尽力、为国家做出贡献才是最重要的”。天地之间有杆秤，杜宜瑾学长在挑战中探索，讲原则、重实干，真正地为老百姓挑起了千斤重担，他用自己的才学与能力实现了从书生到管理者的另一种跨越。

当操劳的岁月痕迹渐渐爬上他花白的鬓稍，杜宜瑾学长没有像大部分人一样选择回家享受天伦之乐。他依然服从着国家的安排走进了民主党派——中国致公党，继续为国家效力并以此作为人生的乐趣。开始了政党工作生涯的杜学长又一次选择接受全新的工作挑战。从一个人的学术到一所万人的学校再到千万人的大省，最后到面对国家甚至要面向世界，杜宜瑾学长的人生舞台越来越大，视野越来越宽，责任也越来越重。致公党是一个侨党，它不但涉及华侨工作、留学生工作、归国人员及海外侨胞工作，更维系着国家对台湾上层和海外侨胞上层的交流工作，同时也肩负着“致力为公，参政兴国”的立党宗旨，以及为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使命，甘愿为国家做一块砖瓦的杜学长继续在摸索中总结，研究党派工作自身建设规律与海外民间交往的规律性，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出谋划策，更经常以半民间半官方的身份为国家的事务四处奔波，不管是面对国外敌对势力的恶意阻挠还是面对在动乱之地随时都有可能遇到的生命危险，只要想到自己是在履行着对社会、对国家的职责，他都无所畏惧。他用一颗学者的赤子之心展现着自己的一腔爱国之情。“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在人生的舞台上，“书生从政”、“政治学者”，他实现了自我价值最大的融合与超越。

一半是学者，一半是政治家，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三种不同性质的工作。在人生的跨越中，杜宜瑾学长找到了它们之间最完美的切合点，“取与舍”，“自我与国家”，“学习与实践”，“从画圈学起，到实践中去”是杜宜瑾学长成功路上的座右铭；“舍得放弃一些东西，可能会获得更多的东西，但完全放弃也不行，人不能失去代表性，因此，要放弃，也要保持，既要在学术上有造诣，同时要放弃一部分来从事国家要求的工作，什么都不想放弃，什么都想要，是不行的”，这是学长对自己的总结，更是他面对无数人生转折的指明灯。他的传奇与辉煌不仅仅源于他不懈的努力，更源自于他博大的胸襟、超然的心态。强大的心灵，闪耀的光芒背后，学长对于人生有着自己深刻的体悟，是“三种力量”支撑着他书写了多彩的人生。

感情的力量是无穷的。以情示人，以情动人，以情敬人，是他做人的准则。他与工作人员交心，用真诚打动他人，更用真诚凝聚起一个团队的信任，获得群众的支持。一个真正的强者，不在于自己有多么强大，而在于他有聚集所有强者的能力，使大家迸发出最强大的集体的力量。

人格的力量是无穷的。“做人要有人品，做师要有师德，做官要有官格”，这是杜宜瑾学长对自己的要求，更是多年来杜宜瑾学长立身处世的原则——“用人格的力量影响他人，以人格的力量推动工作，这才是做工作的高境界”。

科学的力量是无穷的。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要讲科学。杜宜瑾学长的一生，都在用科学探求着工作中的规律，而科学的精神也总是能够帮助他妥善地处理好最棘手的问题，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成为他正确处理各种工作的保障。杜宜瑾学长将它总结成一句话:“科学是共同的，学科是交错的，应该将理科科学知识与社会知识交叉，将学校中学到的最基础的方法，在工作中具体运用。”

谈话的最后，杜宜瑾学长衷心地感谢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培养。谈起母校，学长的眼中充满了孩子般的渴望与依恋，幸福和自豪的神情溢满脸颊。对恩师的缅怀与崇敬，对修十三陵水库那段岁月的感慨与思考……北师大的点点滴滴在学长的脑海中依然那样亲切与清晰。在他的心目中，在北师大的学习与生活不但教会了他科学知识，更塑造了他坚韧的品质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正如他所说的，知识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都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人品与知识运用的能力，而一个大学真正的内涵就应在于此。学生不应该只是大学的一个单一的零件，或是一个机械的螺丝钉，而应该是一个具有“人文情怀”和“科学精神”的大学的缔造者。鲜花不能在温室里长，而是应该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能够绽放出鲜艳的花朵，这是杜宜瑾学长对我们这些学弟学妹的寄语，更是一个真诚的长者殷切的希望。

在叹服中聆听学长娓娓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收获的是人生的真谛与内心的感动。一种精神，双重身份，三次跨越，三种力量，成就了杜宜瑾学长多彩的人生，也让他的生命之花绽放出灿烂的光芒！在访谈结束时，我唯有在心底默默地祝愿学长一生平安，期待着学长更多传奇的明天。

文章来源：《辉煌的报告——北京师范大学优秀校友采访（一）》文/张原源